1952年一农民跪在广州市委书记面前：妈我是您失散23年的儿子

　　1952年，一位黝黑的农民站在广州市委办公室门口，心中充满了忐忑与不安，他即将见到的是一个他熟悉却又陌生的女人——她是曾志，曾经的革命战友，如今的广州市委书记。石来发已失散23年。当他喊出“妈，我是来发啊！”的那一刻，曾志的泪水也瞬间涌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母子二人长时间分离？

　　1952年春天，广州市的街头充满了熙攘的人群和汽车的喧嚣，一位身形瘦弱、皮肤黝黑的农民从江西的偏远山区跋涉而来，带着一颗急切的心，敲响了广州市委书记曾志的办公室门。这位农民在市区的繁华与嘈杂中，显得格外孤单、与周围的现代化氛围格格不入。

　　曾志正在忙碌于一天的工作，听到敲门声时，误以为是下属来汇报工作，她习惯性地起身打开了门，当她看到门口站着的这位农民时，却惊愕地愣住了。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有着岁月的痕迹，皮肤黝黑且发黄，脸上布满了风霜的痕迹。

　　男人一动不动地跪倒在地，双手紧紧抓住了曾志的脚边，曾志的心猛地一跳，慌忙上前去扶起他，但男人低沉的声音却让她顿时停住了动作：“妈，我是您失散23年的儿子——石来发。

　　她的心一紧，目光瞬间凝视着这样的一个男人，她仿佛看到了从前那个怀抱婴儿、带着梦想的自己，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个孩子已不再是当年的天真少年，是一个满身沧桑的中年男子。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心中的疑问与喜悦交织。她轻轻问道：“你……从哪里来的？

　　石来发微微抬起头，目光坚定，却带着些许疲惫和无奈：“我从井冈山大井来的。”他缓缓道出这句话，似乎想要从这片故土中找到曾经的母亲。曾志的心猛地一震，仿佛一阵久违的温暖涌上心头。她再也无法抑制那种压抑已久的情感，立刻扑过去将他紧紧抱住，泪水涌出，如泉涌般无法止息。

　　曾志原名曾昭学，在十五岁那年，正值战乱四起的年代，曾昭学决定做出改变，她主动报考了衡阳农动讲习所。这所讲习所当时被视为革命的摇篮，培养了大量的革命骨干。她胸中满是激昂的斗志，心里早已做下了决定：要为国效力、为人民争取解放，哪怕这条路充满了荆棘。

　　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她不会再使用自己原本的名字“昭学”，决定改名为“曾志”，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她想要以“志”字为名，昭示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她性格坚毅，做事果敢，不愿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牵绊，她毫不犹豫地剪掉了长辫，只留了一寸短发，看起来与男同学没什么差别。她从未在意外界的眼光，完全沉浸于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之中。剪去发辫后的曾志，行动灵活性更好，精神焕发，能够毫不费力地扛起枪来，甚至能够与男兵们一起出操、行军、摸爬滚打，毫无怯意。

　　她加入了讲习所，迅速接触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很快成为了中国的一员，成为了大革命时期最早投身革命的女性之一。曾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时，眼神坚定如铁，她的誓言并非空洞的誓词，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决心：“此生此世，唯忠于党，誓死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一次党内活动中，她结识了教员夏明震，夏明震是一位温文尔雅、深具革命理想的人，长期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思维严谨且富有见地。两人虽初次见面，但因为对革命的共同理想，他们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志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夏明震之间的情感，已不再只是普通的同志情谊。

　　曾志与夏明震的第一次婚姻，发生在一个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年代，夏明震年仅20岁，曾志却只有16岁，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席卷而来，反动派借机肆意横行，党组织不得不做出果断决策，筹划起义、反抗压迫。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曾志与夏明震仅仅结婚几天，就因革命工作需要而被迫分别。

　　1928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夏明震参与了与敌的激烈斗争。在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夏明震英勇牺牲。她默默忍住内心的哀痛，协助同志们一起办理了夏明震的后事，悼念这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

　　在痛失丈夫的伤痛中，她依然选择跟随朱德来到了井冈山，这时的她已经怀孕，肚中孕育的是夏明震的骨肉。尽管身心俱疲，但曾志知道，作为一名革命者，她的责任依然没改变，甚至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重要。

　　在井冈山，曾志与红四军第七师的党代表蔡协民相识，蔡协民是一位眼神坚定、做事果敢的年轻党员，他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使得曾志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在师长邓允庭的同意下走到了一起，举办了一场简单而庄重的婚礼。尽管她怀孕在身，曾志依然坚持参与革命工作，没有丝毫懈怠。

　　到了11月，曾志慢慢的出现分娩的征兆，尽管身体疲惫不堪，她仍旧未曾停下脚步，生产的过程比她预想的更加艰难，长时间的剧烈疼痛几乎让她丧失了力气。她强忍着阵阵剧痛，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经历了三天三夜的生死考验，曾志最终顺利生下了夏明震的孩子——石来发。

　　初为人母，曾志怀抱着孩子，喜极而泣，她心中暗自发誓，这一个孩子一定要好好抚养长大，让他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随着蒋介石的围剿逐步加剧，曾志和战友们的处境变得愈发险峻，革命队伍不得不时刻警惕四周，稍有不慎就会遭遇致命的危险。为了确认和保证孩子的安全，曾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将孩子暂时寄托在副连长石礼保的家中，而自己则继续与大部队一同前进，曾志万万没想到的是，母子俩的分别，竟成了长达二十三年的久别。

　　她的每一天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身心疲惫，却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对儿子的深切思念，日常生活艰难困苦，曾志依然没有放松过自己身为员的责任，她坚信，只有最终的胜利才能为她带来一个完整的家庭，才能让她的儿子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曾志开始从事地下党工作，在这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陶铸，陶铸同样是一位有着坚定革命信仰的员，两人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地下工作中携手并肩。结婚仅仅一年，陶铸便不幸被捕入狱，五年后，组织终于成功将陶铸解救出来，两人得以团聚，继续携手并肩，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49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工业部副部长，承担起了国家建设的重任，曾志依然保持着不骄不躁的作风，从始至终保持着最朴实的革命情怀。在她的领导下，许多曾经贫困的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曾志的工作越来越得到上级的认可，她的能力和贡献也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1952年曾志被调任为广州市委书记。

　　曾志从未放弃过与儿子重逢的希望，1952年，当她得知组织上将派遣慰问团前往井冈山时，她再一次找人打听石来发的消息，经过一番努力，慰问团的人终于成功找到了她失散多年的儿子。

　　石来发已经是个年约三十的青年，尽管年纪不大，却早早地因生活的艰辛而显得苍老，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谋生，他日夜奔波，甚至在年轻时便因劳累过度而头发变白。生活的困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所改善。土地分配给了他，他娶了媳妇，住进了简朴却温暖的屋子，日子虽然平凡，但也因为这样变得安稳和平静。

　　慰问团的团长并没放弃，他耐心地对石来发讲述了当年革命的艰难与复杂，细致地解释了曾志为何作出这个艰难抉择。团长告诉他，曾志从来就没放弃过寻找他，几十年来她一直在四处奔波，几乎倾尽全力去寻找那个失散多年的儿子。

　　石来发终于决定去广州见见这位阔别多年的母亲，虽然彼此之间有着无数年的距离，但或许这次相见，能解开许多心中的疑惑和未解的痛楚，也许这是一段失去已久的亲情的重生。

　　1983年她正式退休后，她带着几分老态，但依旧不辞辛劳地奔波在闽东的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乡亲们带去希望和改变。无论是为贫穷的地方捐款、修建学校，还是为村民提供生活帮助，曾志总是身体力行，把党员的责任和担当融入到实际行动中，哪怕已是年迈之躯，她依然以满腔热血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的病床上安详地去世，享年88岁，曾志去世后，她的小女儿陶斯亮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在一个小箱子里整齐叠放着八十多个信封，每个信封上都标注着日期与金额。陶斯亮拿起其中一个信封，打开后才发现里面是满满一叠现金——这些钱是曾志多年积攒下来的工资，虽然数量不大，但足以显示她在艰难岁月中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态度。所有这些钱加起来，共计六万多元。

　　曾志的遗嘱中明确说，这些钱将用来帮助贫穷的地方建更多的学校，帮助那些困苦中的孩子们，给予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她嘱托陶斯亮，务必将这笔钱专款专用，送到那些急需教育资源的地方，建立起希望的学校，让更多孩子受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些信封里的钱，见证了曾志一生的坚韧与奉献，她对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她的生命里，始终没有“我”的概念，只有“我们”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