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政策与改革正面效应的“接力”与“合力”

　　谢谢许磊副院长。尊敬的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线上参加会议交流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内容聚焦于

　　各位一定都高度关注怎样学习和贯彻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政方针。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之下，我们的祖国的经济运行现在根据统计局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已经实现了2024年度经济提高速度5%左右这样一个引导性预期目标。而往前推到今年，要衔接中央明确表述的以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在稳中求进中间对接“以进促稳”。我自己作为研究者定位，认为在说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工作主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后面加上“以进促稳”，很明显可以使我们合乎逻辑地来领会的，就是中央强调我们“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的通盘部署要行稳致远地推进，遇到了实际生活中使我们碰到不利的威胁性风险因素这样的困难——涉及中央表述的“复杂严峻的形势”，必须化解这样的坏因。以进促稳，就更强调了要达到行稳致远，我们一定要在正视困难以后克服困难，以实际的经济运行的进步、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来达到我们通盘的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的目标。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愿意再简要勾画一下从2010年中央强调稳中求进以来，实际运行中的一个基本状态。

　　在2011年开始，可以说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是告别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地发展阶段那样一个两位数的增长特征，不可能在以后某个年度重现那样高的速度了。在中央的表述上是要求我们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由新入常”，实现一个L型转换表现的进入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状态来真正克服总体的结构失衡这个矛盾主要方面——从中央特别强调的整个跨周期主线来看，一定要坚持一开始称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逻辑还是我们一定要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以制度创新的改革来真正达到解放生产力这样的正面效应，而真实的生活中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已有更多攻坚克难的任务摆到我们面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条主线在新的两步走的历史时期，是不能断的，但是在跨周期的主线的旁边，中央又强调了要有逆周期的扩大内需来和供给侧改革统筹结合。我们当下，就是要在承前启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进一步来迎接挑战。2023年有“契机之年”特征，表现出我们克服困难，在当年使同比上涨的速度站在了5%以上。连续的5%左右这样一个中高速的特征而实现一个早就勾画的“L”型转换。在引领新常态的讨论中，领导人和他身边的写作班子就以“权威人士的名义”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我们经历的发展阶段转换，不可能是V型反转，下来以后马上上去，也不可能是U型反转，即下来以后走一段时间再上去，只能认为是一个“L型转换”。这个比喻中的一竖，是经济下行过程，但速度不能一降再降，必须在中高速的区间里把尾巴拉出来，要进入一个平台状态，这样的平台上主要是要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它的平台状态维持的时间越长，对我们越有利。

　　这个逻辑我认为是很清楚的。现在从曲线年以后的速度特征，两年之内是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再往后的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6.9%的速度再往后，随着“三去一降一补”作为切入点的供给侧改革发力，地方和企业经过阵痛的过程中，确实有了一个当时看到以“6.7-6.9%”这样一个速度在很窄区间的波动，延续了12个季度，三年之久。当时感觉，很有希望确人了L型转换的实现。但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基辛格很快就说，回不到从前了。所谓“贸易战”，大家很快感受到何止贸易？已叠加上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们还担心出现擦枪走火热战风险。这样的坏因使我国的上涨的速度2018年以后击穿原来6.7%的底线%，再往下一年，进一步落到了2019年的6.1%，2019年第四季度压在6.0%上。再往后，又是三年大疫的不利影响，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严重拖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2021年上半年复工复产情况还不错，曾经把当年增速托到8.1的速度水平上，统计局当时就很清楚地说明8.1%速度指标的可比性很差，两年复合平均上涨的速度是5.2%，等于把这个增长曲线修匀了，以后看到，它的下行趋势是延续的，而且2021年下半年出现了“三重压力交织”的不利局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当年经济工作会上，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就是问题导向之下，讲到了合理区间。我们大家都认为“中高速”的底线%左右。应说到随三重压力交织而来，也有主观上必须做的纠偏。韩文秀主任指出的双重谬误，有房地产业为典型代表的合成谬误，还有大家也知道的教培行业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合成谬误”问题

　　；再有，双碳目标本是个40年的持久战，但是出现分解谬误，持久战的系统工程被碎片化，打成了突击战式碳冲锋，有的地方辖区主要领导人感觉自己当地的绿色低碳指标不满意，甚至使用行政力量上阵直接拉闸限电，这就完全违背了政策理性。这样一来，在整个运行中间，

　　年以后，衔接的是中央提出的2022年的增长指标，要达到5.5%左右。虽然有十万人大会紧急动员，但是那一年由于种种原因也只是实现了3%的正增长。一个2.3%，一个3.0%，是我们几十年来倒数第一和第二的低速度。但是2022年，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央表述的“转段”：11月间，把疫情的防控路线做了重大优化，卫健委在中央指导下明确宣布新冠疫情降格为乙类传染病，不再延续原来的严防死守动态清零，全国各地也就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扛过了疫情的高压为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直观来看一个新局面的起点。我们当然还要继续防范疫情方面的一些可能的反复，但是我们已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有把握不再使这种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导致非常严重的拖累。所以，2023年经过努力，还有特定的第四季度异乎寻常的预算调整方案的发力，是在所有的预测主体对中国都认为达不到5%的情况下，我们最后达到了同比5.2%的上涨的速度，这是一个很值得看重的契机之年的调控结果。虽然

　　以后的2022和2023两年，如果按照复合平均上涨的速度看，只有4.1%多一点，2023年却是站在同比5%以上，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对接到2035之前整个15年，按照中央“十四五”和2035远大目标规划，以及《说明》给出的那样一个应该争取前景，中国经济总量到2035年比2020年，总量折为人均GDP再翻一番的保证速度，学者测算出来就应该是5%左右。所以，2023年站在同比5%以上的意义非常重大。以这个契机之年衔接刚刚过去的2024年，继续实现5%，我们就有希望经过努力再往前按照这样的一个中高速，即实现2035目标的保证速度水平，来一个在5%左右速度重心上的L型转换。我认为这个局面已经比较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一个需要继续把我们的战略目标向前推进以得到实现的过程中间，中央已经对于超常规的宏观调控给出了政策定位方面的明确表述，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两大政策——财政、货币间接调控政策工具体系，是进入了“双松搭配”，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而货币政策不再沿用前面十三、四年所说的稳健之称，而明确表述为“适度宽松”。这个双松搭配的政策框架在前面其实已经有一系列的铺垫，我自己观察，在前面一段讲稳健货币政策后面，更多强调是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现在中央连“合理”两个字都省略了，就是保持流动性充裕。在已经有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措施放大招的基础之上，要使我们经济运行向好态势，得到政策发力向好效应的进一步支持。从现在来看已经公布的信息，我们的政策利好还一定会有若干轮次。比如财政政策在11

　　月8号明确给出了一个量化方案：全中国过去作为保密数据的地方隐性债的总规模，按照蓝部长所说逐个项目甄别以后总计14.3万亿元的量值，对应的是6+4+2+2.3的五年为期的方案，这样“以债化债”为重头的整个解决方案，在它发挥正面效应上直观来看，是给地方政府纾困，同时则解脱了一大批被地方隐性债拖累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这样的政策效应的后面，还有已经明确宣布的要以特别国债筹集资金扩充工农中建等主要银行、金融机构的一级核心资本。这些措施后面，一定还匹配着已经明确宣布的支持房地产止跌回稳保交楼，支持民生改进，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各种配套举措。这个“组合拳”，后续的财政增量措施一定是在贯彻中央“更加积极”指导方针的情况下，体现它持续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在9

　　月24号重大举措已经立竿见影地使十分敏感中国的长期低迷的A股市场重回3000点以上，当然也合乎我们预判地在重回3000点以后有剧烈震荡的特征。这个空头、多头的博弈，是必然发生的，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果我们正真看到货币政策还会在降息降准通道上可期待地推出各种举措，配合财政政策一轮一轮实施更加积极的扩张措施，中央所说的稳股市，必要的时候不会排除政策继续发力，潘行长说有必要的时候，前面安排的三千亿、五千亿等等资金支持可以再来一轮。对这一些状况都是可看得相对清晰的。接要逐步讨论的问题：对于已经有的超常规的“双松”政策的必要性和已经产生的正面效应给予充分肯定之后，我们该理性地认识到，

　　这种政策快变量的正面效应，总体是在标本兼治的战略策略组合这个认知框架下，主要属于治标的层次。它是必要的逆周期的阶段性的操作，但政策快变量的效应未来，还必然有一个咱们不可以忽视的它会有衰减的前景。这样的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到，中国经济爬坡过槛、追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的概念，一定还要很重视追求“治本为上”的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五年为期完成

　　多项改革任务慢变量的正面效应。这两个方面——政策的快变量的正面效应和改革五年为期慢变量的正面效应，我认为它们应该是一个“接力”和形成“合力”的关系。改革的全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学理上来讲是严谨的：改革就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一定要革除有明显结构特征的一些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制度安排的弊病。政府和市场、市场主体即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和每个社会成员作为公民、作为纳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按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必须革除相关的弊端，必须以制度创新攻坚克难，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主线是不能断的。要紧密结合当下的政策调控，使快变量、慢变量有这样一个符合必然要求的后面更有长远意义的改革发力对于政策发力的接力作用，以及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

　　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很清楚的，只有改革才能够真正持续地通过解放生产力使现代化的中国梦梦想成真，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要自觉把改革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这也是问题导向：这种作为中国现代化“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的改革，它要推动的制度创新，在前些年是一方面被中央强调为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的龙头因素，现在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纲举目张之“纲”，另外一方面它又已是步履维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啃硬骨头的难度有目共睹，改革综合疲劳症普遍发生，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已经表现为历史性的考验。

　　如果直观地看，大家关心的长期资金市场上，仍然要提一下最敏感的股市。我认为中国的股市在前些年总体来说，确实属于一种“牛短熊长”特征，每一次牛来了以后，最主要的支撑力应该讲还是政策牛、政策相关的消息牛、政策调动的资金牛，以及必然还会发生的板块轮动投机牛。这些牛的因素在这一次的股市从2700

　　跃到3000点以上，我认为有新一轮的表现。现在如果讲多头这方面牛的因素，其实是这样一个过去有过的支撑因素。但如果要实现方方面面都认可的更健康的“慢牛”状态，即波动中间长久来看有一个牛市特征（本来中国的成长性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应该合乎逻辑地对应一个我们可追求的慢牛），它一定要得到上市公司代表的企业群体真正活起来、真正体现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以后的基本面明确而可持续支撑。这个基本面可持续的支撑怎样打造？那就是现在已经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使我们股市重回3000点以上以后，要连带着考虑的系统工程——一定还是标本兼治的同时于治本层面抓住不放、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因素。所以，我在此愿意以研究者定位来就开创

　　从去年7月到现在，我在自己的信息来源里感觉，这方面的信号还是相对弱的。老60条公布以后，比较快听到了一个一个领域和各个地方政府层面怎么贯彻那个全面改革决定的方案设计，把中央的精神对接到一些操作要点、切入点、细则上。我们觉得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要延续这样一种工作上的要领，一定要通过各个部门、层级、辖区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配套改革方案，来实质性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导方针和作为第一动力龙头因素的改革要求。第二个方面，我认为

　　前面以股市做了一个自己观察上的点评。在财税改革这方面，现在一些看起来政策性特征显而易见的给地方纾困，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以及事权的优化调整等等方面，它其实内涵于一个系统工程式的配套改革之中。我们要念念不忘，现在这样一些政策调整其实与整个制度机制的优化连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肯定要有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的思维，做政策优化的时候，要把政策优化和整个配套改革的深化落实做到有机结合。第三个方面，我认为

　　有关指导部门要牵头组织形成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原则方针的试错创新政绩评价机制和容错机制。相关的可操作考虑方面，领导人已经给出了“三个区别开”等原则，在地方调研中我们感觉原则已由决策层面给出以后，需要在具体操作方面推出相对应的、带有细节特征的方案。怎样说一个看起来有争议的、甚至被认为有瑕疵的事情，是当事人为了改革试错而出现，而不是出于纪检、审计等部门可能带来明显压力甚至问罪的心术不正、别有用心，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很容易混合在一起来说的。中央的方针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是不允许不改革，我认为这是大道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落在具体的可操作上。这个可操作就应该由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把它落在实践中间可行的一套评价体系的运用上。要正确地处理“创新发展中的规范”和“规范中的创新发展”的关系，这两者不可偏废，但顺序一定不可以摆错。如果上来就强调规范中创新发展，实际上讲的不是创新，而是守成，那么任何一个事情都要有白纸黑字的依据，照着白纸黑字执行，当然有它的意义，但还是守成，真正的创新，放在前面的是要允许触碰一些看起来有白纸黑字依据的原来的条条框框。这在实际生活中间的掌握，当然是有挑战性的，但是非把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关系处理好。我认为都属重要的两个概念，顺序是不能摆错的，一定要首先强调创新发展之中再寻求规范。这个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要给出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要合乎逻辑地动态地优化我们的祖国的法律和法规体系。有了白纸黑字，并不代表它就一劳永逸，这些白纸黑字的优化，体现在根本的宪法上，都是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优化调整的所谓“修宪”的——前面我们已有过几轮，这次于《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央明确指导的重大立法事项上，厉有为同志也是一语中的，说到要以这个法的修订，联系到我们根本的逐步优化和完善。我是非常认同这样一个系统集成思维的。至少以上三个角度，我认为都是值得提出大家一起讨论来共同促进，

　　把我们政策快变量的已经被大家感受到的正面效应，和要特别抓住不放的、以改革五年为期以后并还有更多一轮一轮推进的慢变量正面效应，结合在一起，服务与人民美好生活实现息息相关的我们“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这些自己的探讨性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年后，多次应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

　　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